林 行 止 專 欄 (14/11/2008): 政策朝令夕改 紓困難收成效

一、

美國財長保爾森於美東時間周三宣布放棄十月三日才獲國會通過並於十四日落實執行的《問題資產紓困計劃》（TARP），他的演詞長達三千五百餘字，主要是解 釋此計劃局部貫徹後的市場反應和經濟現狀，其結論是「形勢有變，我只有調整策略應變」。這令人想起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因美國華爾街大崩潰引致世界經濟大幅波 動，他不得不根據最新資訊改變對股市和滙市看法的辯辭：「當事實改變時，我只好改變看法。你會怎樣做呢？先生。」（按：人人說這是凱恩斯的「名言」，但似 乎沒有人能夠指出出處；不過，《他們說沒說過》〔They Never Said it〕這本書並未替凱恩斯「更正」）。事實不同，改變主意，是投機客應有的態度，評論者聞風而動，才不致與現實脫節，這些人「善變」都有道理；但保爾森於 短短一個月內便叫停一項政策，意味作為最高財政領導人而無法估計推行一項新政策的後果，其領導才具是無法不受質疑的。

保爾森向國會「申請」的TARP，總額為七千億（美元．下同），第一期撥款三千五百億，打算注資銀行的為二千五百億，其中八家上市的大行一共獲一千二百五 十億，注資的目的在希望銀行能因此有財力貸出更多款項，讓經濟得益。可是，令政客和納稅人反感的是，這些接受注資的金融機構，把其中約百分之二十的二百五 十億，用為派發股息及支付管理層的花紅，其餘的則大多用為「改進平衡賬」甚至完成未了的收購！換句話說，銀行「先利己後（不一定）利人」。

根據華爾街大行的慣例，管理層的花紅是每季決定並撥存於公司戶口（部分支付部分存於公司待退休時一筆撥還），以今年的情況，第一、第二季都有花紅，即使第 三第四季虧損不派花紅，他們年底時亦有可觀進賬；可是，如果全年虧損纍纍，許多公司便無力付花紅；現在獲政府注資，這些「大鱷」二話不說，先把政府注資的 二成留作己用，此舉雖然合法卻不合情理，政府更難向議員和納稅人交代，因此成為保爾森「叫停」的主要成因。

財政部決定不再向問題銀行注資，第一批撥款仍有約六百億未用，加上預期國會會批出第二期的三千五百億撥款，保爾森指出這四千億會用來協助刺激消費市場，主 要是用以降低貸款成本、放寬信貸限制，而負資產的準業主（業主應為債權機構）、學生貸款及困難重重問題已浮現的信用卡公司，亦成新的救助對象（美國運通近 日已稍稍改為銀行控股公司，以符合TARP原本只救援金融機構的決定）；但以目前的政治氣氛，筆者相信第二批撥款極可能部分被用以救援民主黨人有意伸出援 手的汽車業，雖然保爾森原來沒此打算。政策朝令夕改和「政策不和諧」，令人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憂慮加深。

二、

十月十日寫完〈高盛主導財政部 公開救市受質疑〉不久，收到十月七日出版的《團隊精神》（C. D. Ellis:《The Partnership》，企鵝；作者是筆者多次引述的那本《投資文摘》的編者），瀏覽一遍，有不少發現可為讀者告。這本書強調「高盛大家庭」，筆者因此 有此譯名。

‧高盛以優厚薪津和一流的工作環境吸引精英，這與其他大企業並無不同，高盛特別處是傾向聘請家庭出身不佳的名校優才，出身寒微而讀名校，必有強烈的出人頭地上進心，這正是高盛所需要的（散見多處）。

‧高盛要求僱員全力以赴工作。有一回高盛人事部要員去史丹福商學院「獵頭」，他竟問一位應徵的女生：「如果你參與一宗複雜的大交易而你剛巧懷孕，你願意為 工作而墮胎嗎？」如此「坦誠」，令人吃驚。另一次坦率表態則令高盛被告上法庭（及後庭外和解並被禁在該校招聘員工一年）─這與是否努力工作無關，卻是嚴重 的種族歧視。同樣在史丹福，高盛招聘人員直接告訴一名黑人應徵者：「本公司不考慮聘請黑人。」結果不問可知（頁五六四─五）。

‧十月十日一文，筆者指出：「高級行政人員讓位給工作表現突出的新進，是如今已變成商業銀行的高盛的企業文化；讓位意味未屆退休之齡，那麼，他們又被安插 到哪裏？公司內部提升當然是辦法之一，但高層容納不了多少人，那些一方面要提拔新人一方面無位可『退』者，最佳的出路，以高盛的傳統，是進入政府、國際性 組織任職……。」看起來這些高盛高層亦即華爾街巨賈似乎有很高的服務人群的道德情操，這與他們「大鱷」的真正身份格格不相容。此事終於在《團隊精神》找到 答案，但此答案只合其他合夥人，保爾森似是例外！

保爾森為何肯冒加入聲名狼藉的布殊政府的風險？表面理由是有服務國家之志，但如果沒有對他有利的財務安排，保爾森會否這樣做便存疑。高盛合夥人的花紅，傳 統上在退休時才支付，惟公司政策是，若果合夥人進入政府任高職，不必等到退休之年，積存公司的花紅馬上發放，認股權證亦可馬上兌現。美國國會在大約二十五 年前通過法例（沒指出法例的名稱），允許那些進入政府工作前把私人財產購進「指數基金」或撥交「全權信託」（Blind Trust，受益人不能過問其運作的信託基金），可獲豁免繳納資本溢利稅（zero taxable capital gain），日後套現才須如常納稅；這即是說，這位人士在高盛賺取的花紅及認股權證等的收益免稅。保爾森於二○○六年六月出掌財政部，離布殊任滿下台只有 二年多，換句話說，服務人民二年多，保爾森起碼在理論上可「賺」二億資本增值稅。不過，上述只是根據高盛公司文化的推測，事實上，作者指保爾森並未這樣 做。對於這位決定把大部分財富成立慈善基金的億萬富翁（中國工商銀行的新股帶給他巨額財富）來說，是否佔稅務便宜並不重要（頁六六三─四）。如此看來，保 爾森之「商而優則仕」，與稅務優待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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